作者简介
徐斌，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研究馆员。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3年4期，注释从略。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此次事件的史料，中国方面，有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的上谕档、实录、御制诗文、造办处档案、英使团国书和礼品清单等文献，以及部分礼品实物；英国方面，有现藏大英图书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礼品购买清单、使团成员绘制的图像记录，温莎图书馆的乾隆帝回书，英使团成员的多部回忆录和图册，以及英国皇室收藏中的乾隆帝回礼，等等。早期研究多依据文献，探讨英使是否行跪拜礼、乾隆帝对使团的态度、中英两国此后的走势等历史学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文献与实物结合的角度，探讨英使团礼品和乾隆帝回礼的具体内容及意义。如郭福祥辨识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枪械、软带、望远镜架子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6本图册等英使团礼品，并依据清宫档案中对这些礼品的安排，厘清了乾隆帝的真实态度。刘明倩（Ming
Wilson）除论及上述礼品外，还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中筛选出了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的类似品。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全面探讨了中英双方礼品的内容、来源和意义，提供了中方礼品在英国的安置和流转信息。据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其中第十件为“杂样印画图像。内有红毛唎国王全家人像，并有城池、炮台、长桥、堂室、花园及乡村之图，交战之图，异样洋船图”。这些图册被分装在一大一小两个箱子里。其中，大箱子内所盛“系红毛国王一家人像、城室、楼台、山河等图，天主堂图，旱战、水战图，古时图，跑马图等图”，小箱子内所盛为“地发火图”。使团到达北京后，体积较大的礼品被带往圆明园安设，体积较小的则被送往热河，其中就包含了“唎国人物城池图样二箱”。乾隆帝在热河观看了这批图册，对其中的人物肖像（即“唎国王全家人像”）甚为喜爱。“礼品中有英国贵族像一册。为了使皇帝看得更清楚，一位中国官员按照英国人的介绍，用中国字把每个像片上的人名和职衔写在像的旁边。”“运到鞑靼地方的礼物中有一份印刷品，印的主要是英国贵人和名人的画像，用黄色摩洛哥皮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份藏品十分喜爱，很快把它交给圆明园，要求将每幅肖像的名字、爵位和官职译成满语和汉语。”但对于其他图册则没有如此细致的记载。有关这些图册的数量、内容及其进入清宫后的流转，也鲜有学者讨论。幸运的是，这批图册留存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2005年整理出9卷16册，并制作了与原版相同的复制品，命名为《钦藏英皇全景大典》限量出版。2007年，《钦藏英皇全景大典》在大英博物馆展出，随后作为国礼赠送给了英国白金汉宫。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目和图书出版信息，可以明确其内容（表1）。
那么，这16册是否就是马戛尔尼使团图册的全部？本文将从乾隆六十三年（即嘉庆三年，1798）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英国东印度公司马戛尔尼使团礼品购买清单三份材料出发，揭示这些图册的数量、名称、内容和进入清宫后的流转过程。在此基础上，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些图册所反映的英国18世纪的社会面貌及其被选作乾隆帝生日贺礼的原因，以及乾隆帝回礼中的图册等问题。
第一份档案，是乾隆六十三年十二月的活计档，其中明确记载了马戛尔尼使团图册的数量为21册：奉六大人谕，活计库暂存唎图册，着交舆图房归并收贮，并着该管之官员不时抖掠，以备上要，再活计库收存。第二份档案，是民国二十五年《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在“效贡”类下录有一批带英文名称的图目，共12种至少21册：
《英吉利戏院图》（Theatre de la grande Bretagne），4册，墨印纸本。《英吉利建筑师维特鲁维阿氏建筑图》（Vitruvius Britannicus），5册，墨印纸本。《英吉利贵族图像》（Qortraits of English Nobility），1册，墨印纸本。《船舶及各种图画》（Prints and Shipping），1册，墨印纸本。《亚丹氏建筑图》（Adamis Architecture），1册，墨印纸本。《湖山风景图》（View of the Lakes & c），1册，墨印纸本。《巴克氏城市风景图》（Buckis views of Cilies），1册，墨印纸本。《詹伯斯氏建筑工程图》（Chamberis Civil Architecture），1册，墨印纸本。《詹伯斯氏奇幽园图》（Chambers’ Kew Gardens）、《中国建筑及服饰器物图》（Designs of Chinese），合1册，墨印纸本。《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Hamiltons Collection of Elruscan Greek and Roman Antiguities），4册，墨印纸本。《海米尔登氏康比扶来格拉火山图》（Hamilton Campi Phlegr Ei）。第三份档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礼品购买清单，详细记录了马戛尔尼使团选购图册的原始状况和改装情况，原载于1843年出版的英文杂志Fisher’s Colonial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Maritime
Journal，包含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由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son）购买，是一系列出版物。与前述舆图房图目参看，可以明确购买记录中的Theatre de la Grande Bretagne即舆图房图目中的《英吉利戏院图》，原为4册，重新装潢。Vitruvius Britannicus即《英吉利建筑师维特鲁维阿氏建筑图》，原为5册，重新装潢。A collection of the Portrait of the English Nobility即《英吉利贵族图像》，Views of Shipping即《船舶及各种图画》，二者原为单幅的画像，重新装裱并各自装帧为1册。Adams’ Architecture即《亚丹氏建筑图》，原为2册，重新装潢为1册。Farringdon
and Smith’s Views of the Lakes原为7张，Views of the Cities of Bath, Lancaster, &c原为3张，二者组合，装帧为1册，命名为《湖山风景图》。Buck’s Views
of the Principal Cities in England即《巴克氏城市风景图》，原为1册，重新装潢。Chambers’ Civil
Architecture即《詹伯斯氏建筑工程图》，原为1册，重新装潢。Chambers’ Kew Gardens即《詹伯斯氏奇幽园图》，Chambers’ Chinese Architecture即《中国建筑及服饰器物图》，二者组合，重新装帧为1册。Hamilton’s
Etruscan Antiquities即《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原为4册，重新装潢。Hamilton’s Campi
Phlegrei即《海米尔登氏康比扶来格拉火山图》，原为3册，合为1册（表2）。以上共计21册，与前两份档案所载数量吻合。除图册之外，使团还购买了两个坚固的箱子，用以盛放图册。结合上谕档来看，小箱子内装入了火山图，大箱子内则为其余图册。第二部分从标题“Former
Articles”来看，应是对第一部分相关细项的展开说明。从罗列的内容来看，从“4 Gibraltars”到“1 Set of Watts’ View,
bound”很可能属于《船舶及各种图画》，而从“1 King”到“1 Mrs. Musters”则可能属于《英吉利贵族图像》（详见下节）。由此可知，马戛尔尼使团选送给乾隆帝的图册共13种21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公布的16册并非全部，尚缺1册《英吉利贵族图像》和4册《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
在明确数量和名称的基础上，可以对图册的内容展开进一步分析，并就其入选原因进行合理猜测。虽然其中的16册已少量出版，但鉴于学界并无专论，故仍赘述如下。中文档案对其内容的描述为“唎国王全家人像”，但依据英文的礼品购买记录，此描述并不准确，其内容至少包含了12幅肖像：1 King：时任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William Frederick，1738—1820，在位时间1760—1820）。1 Prince of Wales：时任王储威尔士亲王（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1762—1830），乔治三世之子，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1 Lord Mansfield：时任总检察长曼斯菲尔德勋爵（William Murray，1st Earl of
Mansfield，1705—1793）。1 Lord Thurlow：时任大法官瑟罗勋爵（Edward Thurlow，1731—1806）。1 Duchess of
Devonshire：德文郡公爵夫人（Georgiana Cavendish，1757—1806）。1 Duchess of
Rutland：拉特兰公爵夫人（Mary Isabella Somerset，1756—1831）。1 Duchess of
Cumberland：坎伯兰公爵夫人（Anne Luttrell，1743—1808）。1 Lady Compton：康普顿夫人（Elizabeth Compton，1760—1835）。1 Lady
Bampfylde：班普菲尔德夫人（Catherine Bampfylde，约1754—1832）。1 Viscountess
Crosbie：克罗斯比子爵夫人（Diana Crosbie，1756—1814）。1 Mrs. Carmac：卡纳克夫人（Elizabeth Carnac，1751—1780）。1 Mrs. Musters：穆斯特斯夫人（Sophia Musters，1758—1819）。可以看到，除了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储威尔士亲王外，其余画作的主角并非王室成员，而是两位重要官员和八位贵族女性。八幅女性肖像的画家可以明确，其中六幅是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的作品。雷诺兹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画家，曾任皇家艺术学会（Royal
Academy of Arts）第一任主席，1769年获封爵士，1784年成为英王乔治三世的首席画家。另外两幅（德文郡公爵夫人和坎伯兰公爵夫人）是画家托马斯·盖恩斯伯勒（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的作品。盖恩斯伯勒是雷诺兹的重要竞争对手，也是皇家艺术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虽然没有获得首席画家的职位，但一直深受乔治三世的喜爱。选择英王乔治三世、王储威尔士亲王、总检察长曼斯菲尔德勋爵、大法官瑟罗勋爵肖像的目的，显然是向乾隆帝和中国官员介绍君主立宪制下最为重要的几位人物。而八位贵族女性的画作，则代表着当时英国肖像的最高水平。然而，西方引以为豪的透视和阴影技法在肖像中的运用并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当几位中国官员观看礼品中几张欧洲最有名画家作品时，他们不懂明暗的道理，问为什么左边和右边的色泽不一样。他们觉得人像鼻子下面的阴影是一个缺点，认为那个地方可能偶尔画错了”。同样，依据礼品购买记录，《船舶及各种图画》的内容应包含17—18世纪英国殖民扩张过程中几次重要的陆战、海战图，伦敦和温莎的王室宫殿图，以及一系列瓦特发明的机械图：4 Gibraltars：四幅有关直布罗陀包围战（Great Siege of Gibraltar）的画作，来自英王乔治三世的收藏。直布罗陀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地处大西洋与地中海交通咽喉，地理位置十分关键。1779年6月，西班牙舰队采取海上封锁的战略，希望通过围困夺取直布罗陀。然而1780年，英国海军中将乔治·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1718—1792）率领舰队突破封锁，为直布罗陀驻军带来了补给。1781年，中将乔治·答比（George Darby，1720—1790）再次突破封锁，护送补给船队抵达直布罗陀；同年，英国驻军还挫败了西班牙军队的陆上进攻。1782年，法国加入了海上封锁大军，并接管指挥权。9月，法、西盟军发动大突击，却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同时也未能阻止英国海军上将理查德·豪（Richard Howe，1726—1799）的船队绕过封锁，救援驻军。此次战役最终在1783年2月7日以英国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告终。2 Rodney
and De Grasse：两幅描述桑特海峡战役（Battle of the Saintes）的画作，同样来自英王乔治三世的收藏。桑特海峡位于加勒比海地区，1782年4月9—12日，英、法舰队在此围绕殖民利益展开一场争夺。英军将领仍为罗德尼，法军将领则为弗朗索瓦·德格拉斯（François
Joseph Paul de Grasse，1722—1788），画作即以此二人命名。战争以英国舰队获胜、德格拉斯被俘结束。桑特海峡战役重创了法军舰队，打消了法国和西班牙占领牙买加的念头。这是英国海军取得的辉煌胜利，罗德尼及其副手均因此被授予爵位。2 Rodney and Parker：两幅有关马提尼克岛战役（Battle of
Martinique）的画作。马提尼克岛位于加勒比海，1779—1780年，英、法海军在此进行了两场战役。第一场发生于1779年12月18日，由海德·帕克（Hyde Parker，1714—1782）率领的英国舰队击败了由拉莫特—皮奎（La Motte-Picquet，1720—1791）率领的法国舰队。尽管损失惨重，拉莫特的表现仍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帕克特意送去了一封充满赞赏的信。第二场战役则发生在罗德尼到来之后。1780年4月17日，罗德尼与帕克等指挥21艘英国战舰对阵吉尚伯爵（Comte
de Guichen，1712—1790）率领的23艘法国战舰。由于舰长们没能很好领悟罗德尼的计划和指令，英国舰队遭遇了失败。2 Views of
London：两幅反映首都伦敦的画作，其中包含了白厅宫（Palace of White Hall）。白厅宫位于伦敦中心，原是英国王室的居所，但在1698年的大火中大部分被烧毁。1724年，荷兰雕版师约翰内斯·基普（Johannes Kip，1653—1722）创作了这幅反映白厅宫幸存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画作。基普在同样来自荷兰的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执政期间创作活跃，下文即将谈到的《英吉利戏院图》也是他的作品。2 Views of
Windsor：两幅反映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的画作。温莎城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是英国王室的别宫之一。乔治三世时期，对温莎城堡的外立面进行了改造，使其重新成为中世纪哥特风格。2 Boyne and La Hogue（first impressions）：关于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Boyne）和拉乌格海战（Battle
of La Hogue）的两幅画作，英王乔治三世的收藏。前者发生于1690年7月爱尔兰都柏林北部的博因河畔。分别由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33—1701）和新教国王威廉三世率领的军队在此展开激战。最终威廉击败了詹姆斯，后者逃往法国。拉乌格海战则发生于1692年5月法国诺曼底沿岸的拉乌格海域。前英王詹姆斯二世集结了一支由法国人和爱尔兰人组成的联军，试图攻打英国本土。图维尔（Anne-Hilarion de Tourville，1642—1701）受命指挥法国舰队，对手则是由罗素（Edward
Russell, 1657—1727）指挥的英、荷联合舰队。战争以英、荷联军胜利告终，法王路易十四被迫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英国由此确立了海上优势。1 Set of Watts’View, bound：：一套瓦特发明的机械图。1776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发明了第一批可用于实际生产的蒸汽机，但由于只能提供往复直线运动而主要应用于抽水泵上。随后，瓦特的公司陆续发明了曲柄齿轮传动系统、双向气缸、三连杆组等装置，有效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英国海军部门从1793年开始试验蒸汽驱动的船舰，最初主要作为拖船使用。选择多幅战船图，是为了展示英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皇家海军的战斗力和殖民扩张成果。瓦特的一系列机械图可代表工业革命初期的发展水平。伦敦和温莎的建筑图，则是向乾隆帝展示英国王室曾经和现在的权力所在地。（三）《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和《海米尔登氏康比扶来格拉火山图》《海米尔登氏藏爱褚利亚及希腊罗马古物图》是英国外交官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1730—1803）在1764—1800年驻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 of
Naples）期间，于意大利南部和希腊地区购买和发掘的古代伊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的陶罐图集。第一册于1766—1767年间出版，第二至四册于1769—1776年出版。文字部分由法国艺术史学家汉卡维尔男爵（Pierre-François Hugues, Baron d’Hancarville，1719—1805）和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协助完成。汉密尔顿在那不勒斯期间，时值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的活跃期。1766年火山首次喷发后，汉密尔顿向英国皇家学会（全称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发送了火山喷发的图文报告和硫磺样本，并由此获得了皇家学会的席位。1767年火山再次喷发，汉密尔顿又发送了一份科研报告。1772年他以两份报告为基础出版了专著（Observations on Mount Vesuvius,
Mount Etna, and other volcanos）。1776年又加入一系列关于火山问题的往来信件，由画家彼得罗·法布里斯（Pietro Fabris，1740—1792）绘图，出版时重新命名为Campi Phlegraei。Campi Phlegraei是拉丁语，意为Flaming Fields，中文“地发火”即其直译。此即《海米尔登氏康比扶来格拉火山图》的来历。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英国在文化上以此为宗。据使团总管巴罗的记载：“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希腊古典国家旅游，每座城，每座山，每条河，每个遗址，都因有关它们的记录而引起人们的兴趣。诗人的话题、哲学家和立法者的座席、著名战役的场景，因重现一幕幕早期生活的历史，生动地激励我们。在欧洲人看来，至今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因此不能让人产生这方面的印象。我们在中国枉费气力去寻找古埃及巨大金字塔和石柱的建筑，希腊神庙美丽、对称的艺术，罗马建筑宏伟、壮丽的遗迹，以及欧洲现代建筑那种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设计。”古物图一方面代表着英国人在考古和艺术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试图向乾隆帝和中国官员展示欧洲古代文明的辉煌。而火山图作为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的报告，则代表着当时科学研究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汉密尔顿协助使团在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找到了两位中国神父作为随行翻译，此二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团礼品的选择。“首先是在按照东方方式选定赠送中国皇帝及其大臣们的礼品上，他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另外他们也提出了在广州需要最大、获利最高的货品种类……在准备礼品的时候，关于这一类的东西，无论在价值上或在手工的精巧上，想超过中国人所已经从私商方面买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感到兴趣。”汉密尔顿的两部著作入选使团礼品，不知是否也有更加个人的原因？除上述4种外，其余9种图册内容均与建筑、城市、风景园林相关（或可称之为建成环境图），比例高达70%（表3）。为何选择如此大量的反映建成环境的图册？这些图册在当时的欧洲又具有怎样的影响？
9种图册中，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的作品独占3种，格外突出。钱伯斯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成员，与乔治三世关系密切。1740—1749年，钱伯斯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曾三次前往中国旅行，研究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随后，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系统学习了建筑学，并于1755年返回英国，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及服饰器物图》（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是欧洲第一部介绍中国建筑设计的专著，对英中式园林的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1759年出版的《建筑工程图》（A Treatise on Civil Architecture），是一本关于古典柱式建筑的装饰指南。同年，他为乔治三世的母亲奥古斯塔王妃在伦敦西南的奇幽园（Kew
Garden，也称邱园）建造了中国式塔、桥等建筑物，并于1763年出版《奇幽园图》（Plans, Elevations, Section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rey）。1773年完成《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使团选择的即钱伯斯的前三本著作。
《湖山风景图》（Views of the Lakes of 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的两位作者是约瑟夫·法灵顿（Joseph Farington，1747—1821）和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749—1831），均为英国风景画家。法灵顿也是皇家艺术学会成员，曾在英国的湖区（Lake
District）居住。1776—1780年，他创作了多幅湖区的风景画，并于1785年出版《湖山风景图》一书。史密斯是水彩和风景画家，曾为英国水彩协会主席。他起初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制图员，受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的资助，于1776—1781年前往意大利游学，在那里结识了一批英国艺术家，开始了水彩和风景画的创作。1781年，史密斯返回英国，定居沃里克，曾多次前往湖区旅行和创作。《湖山风景图》一书收录了基于史密斯作品转刻的二十张版画。《巴克氏城市风景图》的作者是英国雕刻家和版画家巴克兄弟：塞缪尔·巴克（Samuel Buck，1696—1779）和纳撒尼尔·巴克（Nathaniel Buck，活跃于
1724—1759）。他们的作品以描绘英国城镇的文物古迹著称，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古堡和修道院等。巴克兄弟的创作时间长达20年，其作品一般被称为Buck’s Antiquities。使团选择的是出版于1774年的第三卷，全称为Buck’s
Perspective Views of near One Hundred Cities and Chief Towns in England and Wales
with Historical Accounts of their Antiquity, Foundation, Situation, Castles,
Churches, remarkable Buildings, Trade, Manufactures, Curiosities, Fairs and
Market-Days, &c. &c。四卷本的《英吉利戏院图》（Nouveau
Theatre de la Grande Bretagne）也并非戏院，而是17世纪英国汉普敦宫（Hampton
Court Palace）及其花园的鸟瞰图。汉普敦宫位于伦敦西南部的里士满地区（Richmond），起初为都铎式风格，在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执政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由于威廉三世来自荷兰，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1632—1723）为其设计了荷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图册中不同角度的鸟瞰图由荷兰画家伦纳德·奈夫（Leonard Knyff，1650—1721）与荷兰雕版师约翰内斯·基普合作完成，于1715年在伦敦出版。五卷本的《英吉利建筑师维特鲁维阿氏建筑图》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并不相干，其作者科伦·坎贝尔（Colen Campbell，1676—1729）是苏格兰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乔治式风格的奠基人。该书的前三卷由坎贝尔于1715—1725年出版，内容包含了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1573—1652）、克里斯托弗·雷恩和坎贝尔本人等知名建筑师的作品，是当时建筑设计和装饰行业的参考图录。后两卷由约翰·伍尔夫（John Woolfe，？—1793）和詹姆斯·甘登（James Gandon，1742—1823）在1767和1771年出版，可视作坎贝尔作品的延续。《亚丹氏建筑图》的作者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1728—1792）和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1732—1794）是兄弟俩，是苏格兰知名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家具设计师。哥哥罗伯特曾在罗马学习建筑，回国后于1758年在伦敦与弟弟一起创立了建筑事务所。二人在综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巴洛克风格的基础上，开创了别具一格的“亚当式”（Adam
Style）建筑和装饰风格，主要作品分布在爱丁堡、伦敦、格拉斯哥等地。二人共同出版了三卷本的Works
in Architecture of Robert and James Adam。前两卷于1773—1778年和1779年出版，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从使团出发的时间来看，所购买的应是前两卷。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开启，首都伦敦的人口在18世纪末达到86万，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新兴的工业市镇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作为贵族和中产阶级度假地的城市建起了蔚为壮观的商业街。在城市内部，乔治式风格的联排住宅、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照明和铺路法案》改善了街道的状况，城市面貌迅速改观。建筑内部，则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家具和装饰物。选择众多建成环境类图册，是为了全方位展现英国建筑史上的这个黄金时期。而从使团成员对中国建筑和城市的普遍印象，亦可窥测其挑选礼品时的心态。除正使马戛尔尼外，副使斯当东、总管巴罗、侍从安德逊等人对途经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热河两座城市的评价都相对负面：中国的建筑有独特的风格，和任何别的国家都大不相同，不能与我们的建筑相比拟，但完全符合他们本身的营造法。……尽管按我们的观点，它违反了我们本身分布、组合及协调的原则，但总的说仍然时时产生极佳的效果。中国城市差不多是一个模样，按照相同的设计，用石、砖或土构筑方形城墙。城内房屋结构相同，除了从一个城门到另一门的大街外，街道都很狭窄。寺庙和简陋民居几乎一个样子，仅规模大一些。而欧洲知道的所谓宝塔式建筑，在全国都粗俗不堪，仅圈数，即层数有所不同，建造的材料有异。大家共同感觉是，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宫而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假如一位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这座著名都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没有预计中引起更高的期盼，也丝毫没有促使人们想更多地认识它。在接近一座欧洲城市时，通常映入眼帘的是各种不同的景物，如教堂的塔和尖顶、圆屋顶、方尖碑，及其他高耸于屋宇之上的公共建筑，使人遐想它们种种构造的形式和宏伟，及其可能的用途。在北京甚至看不到屋顶上有突出的烟囱，房屋几乎都一般高，街道呈直线，像大营盘的规整形状。房屋上漆成白色，而非红、绿或蓝色，完全是一个样子。很少有超越一层楼的房子，只有大商店在面街的墙上开窗户或孔穴。这（热河）是一个广宽而人口众多的地方，处于两座大山之间的低地上，建城时毫不注意齐整规划，房屋低矮，形式卑陋，主要是木料建筑，城内除了最靠近皇宫的地带，任何地方的街道路面都无铺砌。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回礼共计五次，包括正赏一次、加赏一次、随敕书赏一次、使臣瞻觐及听戏日各加赏一次。这五份回礼单保存至今，从中可见三项图册类礼品：“画花卉册页一册”（正赏）、“战图一匣”（加赏）、“御笔书画册页一件（贮镶嵌紫檀匣，内汉玉玩十件）”（听戏日加赏）。马戛尔尼使团于七月初六（8月17日）于通州上岸，前往北京；七月二十二日（9月2日）启程赶赴热河；八月初六（9月14日）在热河首次觐见乾隆帝，献上国书，获正赏；初七日（9月15日）第二次谒见乾隆帝，获加赏；初十日（9月18日）观戏，获听戏日加赏。而早在五月十二日（6月12日），中国官员即已参照“乾隆十八年赏西洋国之例”，拟定了以上五份礼单。因此，乾隆帝回礼中的图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精心准备的结果。其具体内容及含义，也值得探讨：中国皇帝为了证明他对大不列颠皇帝的崇高敬意，他亲手交给大使一只极为珍贵的小箱，箱子里装着他的前代皇帝的小形画像，注上每位皇帝他自己的诗句和他的政府的主要特点，以及供后代子孙遵守的修身立德的规章。（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五日，接得报上寄来信帖一件，内开八月初三日太监厄勒里传旨：遥亭行宫现设图匣内撤出《金川图》一分，《水法图》一分，着托纸一层，赏唎国，其匣内所少之图，随报寄信京内造办处图房，现收单页《金川图》《水法图》各发一分来，补入匣内，钦此。（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接得果报上寄来《金川图》一分（计十六张，懋勤殿现收）、《水法图》一分（计二十张，图房现收），持进呈览，奉旨着交遥亭行宫图匣内收摆。其张三营行宫图匣内撤出《伊犁回部图》一分、《台湾图》一分，赏唎国，着交如意馆，照先裱过册页一样，裱《伊犁回部册页》一册、《台湾图》一册，补给张三营行宫设摆，钦此。上述文献显示，乾隆帝的回礼中，至少包含了《历代帝王像》《金川图》《水法图》《伊犁回部图》和《台湾图》五项。其中，《历代帝王像》由乾隆帝亲手交给马戛尔尼。据巴罗转述，那是“一个小旧漆盒，其盒底镶的是中国人和鞑靼人极珍视的玛瑙及其他宝石，盒顶是一本他亲笔书写和绘制的小书，他想让我送给吾王作为友谊的象征，说，旧漆盒在他家族中已保存了800年”。故其应是五月十二日拟定礼单中的“御笔书画册页一件（贮镶嵌紫檀匣，内汉玉玩十件）”。乾隆帝对此图册甚为珍视，曾对马戛尔尼说：“这是我所能赠送的，也是我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最珍贵的物品。”
余下四项均为铜版画册页。其中，《金川图》《伊犁回部图》《台湾图》是战图，原先盛放于两处行宫的图匣内，经托裱后送出。这与五月十二日拟定礼单中的“战图一匣”相符。推测匣内所盛即以上三者。《伊犁回部图》即《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乾隆三十一年由郎世宁、王致诚等传教士画家绘制，送往法国巴黎雕版印刷，历时七年完成。图册共三十四幅，由十六幅画、一幅乾隆帝手书序、十六幅题诗、一幅傅恒等六人跋文组成。《金川图》即《平定两金川得胜图》，乾隆四十二年先由徐扬绘制，继而由波西米亚人艾启蒙、法国人贺清泰等依照徐图起稿，造办处遴选画工镌刻铜版，至迟于乾隆四十八年完成并付印。图册共十六幅，包括十三幅描述战争场面的战事图和三幅描述庆功场面的凯旋、受俘、凯宴图。《台湾图》即《平定台湾得胜图》，乾隆五十三年由杨大章、贾全等人绘制，乾隆五十五年由造办处雕版印刷。图册共十二幅，由十幅战事图和两幅凯旋、凯宴图构成。《水法图》在回礼单中并没有专门记载，其内容是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的一组透视图。乾隆五十一年由满族画师伊兰泰起稿，造办处雕版印刷。图册共二十幅，全面反映了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等西洋建筑和花园景观。从引文中所载其与《金川图》同由遥亭行宫图匣内撤出，很可能也放入了“战图一匣”之内。
“画花卉册页一册”的内容不详，但综合来看，乾隆帝回礼中的六份图册，也可分为四类，与英使团的图册形成对应。其中《历代帝王像》与《英吉利贵族图像》对应，《伊犁回部图》《金川图》《台湾图》与《船舶及各种图画》对应，《水法图》对应一系列的英国建筑、城市、风景园林图册，推测“画花卉册页”很可能是对汉密尔顿的艺术和科学类研究报告的回应。正如巴罗的评价：“他们精准、漂亮地临摹一些花草、鸟儿和昆虫的绚丽彩色，欧洲人还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
“画花卉册页”代表了中国在此领域的较高成就（表4）。
马戛尔尼使团选送给乾隆帝的图册共21册，其中的16册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已少量复制出版，尚有5册下落不明。图册在以往对马戛尔尼使团礼品的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视，但就其内容来看，却范围广泛，意义重大。18世纪的英国，制图和印刷技术飞速发展，在世纪末已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大部分印刷品和图册的出版地。因此，图册本身就代表着英国的先进技术。而图册的内容则全面展示了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军事、科学、技术、艺术和建成环境方面的巨大成就。与乾隆帝相似，大洋彼岸的英王乔治三世同样从小接受了全面的教育，青年即位并统治英国长达60年。不同于其前两任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乔治三世出生和成长在英国，他更关心英国本身的利益，也通过控制政府和议会两院实现了王权的复兴。在其任上，英国经历了从重商主义的第一帝国向以自由贸易为依托的第二帝国的转变。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前，美国独立战争已经结束，加拿大地广人稀而无法为英国提供足够的原料和市场，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则逐步走向没落。英国意识到在大西洋地区保持繁荣难以为继，遂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与中国通商成为其国家政策的重要趋向。当时的中英贸易仅局限于广州一地，英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港口，或至少改善广州的贸易状况，但两个目标均未达成，马戛尔尼使团铩羽而归。两个文明就这样在都认为自己更伟大的状态中完成了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接触和碰撞。英国没能打开中国的市场，中国也拒绝了加入全球贸易的邀约。在使团带来的众多礼品中，如果说乾隆帝对天文仪器等奇巧技艺已见怪不怪，对纺织品等消费品不太感兴趣，图册带来的直接冲击却可能震撼了他的内心，这从他精心挑选回礼图册的做法可以窥见一二。英方图册按照内容，可分为名人肖像、军事扩张、学术研究、建成环境四种类型，其中以反映建成环境的图册数量最多，达到14册，这与英国在18世纪末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而乾隆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礼中，也包含了6份图册，虽然在数量上不及英方，但在内容上却覆盖了上述四种类型，这说明中方是按照国事交往的对等原则来择定回礼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方在使团尚未到达北京时，就先期索要礼品清单，并派钦差徵瑞亲赴船上查看，目的就是希望尽快了解礼品情况，以便选择恰当的回礼和安排适度的礼仪。中方在拟定回礼单的过程中，虽参考了“乾隆十八年赏西洋国之例”，但也强调“因唎国系初次进贡且贡物甚多，非缅甸之常年入贡土仪者可比”。在回礼上颇为周全和厚待，折射出对英使团来访的重视，这与英使团成员回忆录中的态度截然不同，显示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认知差异。遗憾的是，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都没有将这些图册纳入《萝图荟萃续编》（成书于乾隆六十年）和《国朝宫史续编·图绘》（成书于嘉庆十一年）。自乾隆六十三年收入舆图房后，这21本图册便一直庋藏于内府，不为人所知，直到民国二十五年整理和编纂图目时，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编写时间来看，1936年全套21册尚存。这提示我们虽然目前只有16册的信息，但其余5册很可能尚存，本文的研究或可为寻找它们提供一些线索。对于这21本图册内容的讨论，作者囿于学识，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尚有待建筑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领域专家开展更加细致的研究。（感谢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郭福祥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汪前进教授慷慨赠与资料。）